在这样的汇率形成机制下，如果政府不增加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只是会强化市场的人民币贬值预期。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双重转变呢？我们提供的答案是城市化。从需求层面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通常可被概括为四大支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这是在任何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能找到的通俗结论。
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在2006年已排名世界第二位。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的投资增加。据估计，过去30年的年均GDP增长中，资本投放对中国的贡献率为52%，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26%，而真实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则为22%。而所谓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也将呈现两层基本含义：从供给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应该表现为从依赖要素的投入转向依赖要素的有效配置，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国际经验看，东亚新兴市场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成功实现了城市化，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而且许多实证研究也都表明一国城市化水平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决定性因素，而一般的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也表明城市化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综合以上两层次，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可被总结为四高：高储蓄、高劳动投入、高投资、高出口，再加上全要素生产率稳定提升。至2015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已累计升值35%，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别累计升值了42%和56%。
与大部分国家选定中心汇率并允许名义汇率围绕其波动的管理浮动制度不同，中国采取频繁、小幅、不定时的人民币名义汇率调整，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其高无比、极不合理的1.4480渐进过渡到1990年末的5.7221元。再看汇率市场化与资本账户开放的关系。这对中国而言似乎是自废武功的做法，在掌握更高级武功需要时间的情况下，汇率升值过猛就有可能造成经济硬着落和通货收缩。并积极推进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后一轮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在此提出改革的几项基本原则：第一，人民币应放弃盯住美元。第二，遵循实体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形成有管理的弹性汇率制度。
第一，政府应加大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引入机构投资者的财富管理服务。再假定资本账户开放仍相对有限，外汇供求主要来自贸易收支。在国内政策方面，政府通过住宅商品化改革启动房地产业的发展。麦金农提出的东亚美元区曾经是日元国际不成功的外部原因之一。
中央政府以换汇成本作为汇率决定依据的操作规则自然会使人民币从高估走向低估。因此，除非颠覆全球的垂直分工体系，否则我们就有必要改写脱离实际的均衡汇率理论。让在岸资本市场的开放成为推进双边货币合作与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的激励机制。第五，基于当前人民币汇率存在高估的情况下，政府应采取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对外投资，同时限制热钱进出的资本账户管理政策，并在此前提下对中心汇率做出适当调整。
官方称其为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也是减轻美元体系压力，促进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由之路。
内部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央行维持人民币名义汇率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快速增长的官方外汇储备收益与风险严重不对称。就外部因素而言，美元的持续贬值导致盯住美元的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相对贬值。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安排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94年之前，主要采取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中国汇率政策实践所体现的智慧与取得的成就可圈可点。1986年IMF首次将人民币汇率制度列入管理浮动。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Fritz Machlup(1964,1965)及其所主导的32人专家组（the Bellagio Group）设计国际浮动汇率制度的初衷是让各国汇率波动以调节国际收支，从而减少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原因在于中国钱多人傻，市场有效性差，从而投资机会更大。这一阶段汇率制度的主要特点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升值和浮动区间的不断扩大。
汇率变动不仅无法吸收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不稳定冲击，反而会在预期自我实现的正反馈机制下放大市场的不稳定。人民币随美元升值对中国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
于是我们涉及第三个重要问题，资本账户如何开放才能既有利本土经济金融的转型，又有利汇率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尽管中国政府在第一阶段采取积极主动的汇率调节，在第二阶段采取钉住美元的适应性政策，其本质都是适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目标模式，即通过调节名义汇率（或借助美元贬值的力量），实现增长、就业和国际竞争力等实体经济目标。
他以苹果公司的iPod播放器为例，指出这个印有made in China的产品是中国从东亚进口400多个零件组装而成，其售价299美元，中国获得的加工费用仅为售价的1-2%，每台iPod的利润是163美元，大都进入美国公司及其工人的腰包，苹果总部就拿走了其中的一半。名义汇率的变化实际上追踪着出口成本的变动，使出口商在出口成本上的损失可以在汇率上得到补偿，从而确保了出口的盈利性，起到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的作用。
美国学者关于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测算本身存在夸大的因素。在这十年里，汇率波动区间经过3次调整已从最初上下0.3%扩大到上下2%。因此，国际经验表明，维护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基本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成功的内在要求。Hélène Rey（2013）揭示了美联储主导的全球金融周期，提出要么外汇管制、要么丧失货币主权的二元悖论，提示发展中国家引入浮动汇率制度似乎与事无补，资本账户开放要慎之又慎。
其中1985年前钉住由15种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1985-1993年采取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价并存的双轨制，其中官方汇率可调整地钉住美元，通过积极主动的名义汇率调整来实现国际竞争力、增长与就业等实体经济目标。第三，中心汇率以名义有效汇率表示，参考实际有效汇率决定，以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和中外生产率变动的差异为客观依据进行适当的调整。
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这只能说明中国投资管理服务的供给满足不了家庭理财的需要。
第三个阶段即为2005年7月21日至今。外部推动力量是关于中国操纵汇率的批评。
本土资本市场渐进有序开放也是维护美元体系稳定的需要。一揽子贸易品价格对汇率起到锚定作用，这使汇率基本稳定，并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这一案例说明，加工产业的增加值（或GDP）理论上具有100%转化为对外贸易顺差的可能性。基于标配说的逻辑，人民币国际化似乎应该有浮动汇率制度相匹配。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在维护美元体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在亚洲地区对美元的局部替代。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Pankaj Ghemawat(2010)在其著作WORLD 3.0中引用了一个精典案例，非常清晰的解释了这个问题。
国内产能过剩和各省市对外压价竞争的结果是人民币换汇成本的上升（贸易条件出现恶化，其指数从2000年基期的100下降到2011年的82.65）。我们知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成员国超过1%的汇率变动需要得到IMF的批准，超过上下5%的汇率波动是不合法的。
而加工产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2005的十年里都在55%-57%之间（魏尚进等，2008）。因此它必须为国际货币合作背景下的政府决策留下主导地位，并允许市场参与汇率的形成，建成一种有管理的弹性汇率制度。